很多患者走进贺玉岭的诊室时,是说不清自己“怎么了”的。他们只知道睡不好、吃不下、高兴不起来,或者孩子突然不上学了、整天抱着手机不放。但贺玉岭——南宁南国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,三十余年精神科临床经验,接诊逾万例——总能从这些零碎的抱怨里,“听懂”他们真正想说的东西。

一、“听懂”比“看到”更重要

精神心理科的诊断,与其他科室最大的不同在于:它没有CT影像可以看,没有化验单可以读。医生的主要工具,是耳朵。

贺主任接诊过一位“查不出毛病却浑身不舒服”的中年男性,先后去综合医院查过心血管、做过胃镜、查过甲状腺,结论都是“没有器质性病变”。贺主任在面诊中花了近一个小时,才逐步拼出完整画面——患者长期承受巨大职场压力,同时家庭关系紧张,症状本质上是一个长期超负荷的人在躯体上发出的报警信号。诊断明确后,贺主任没有开一粒药,而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他调整对“必须事事完美”的执念,配合正念训练改善躯体紧张,几周后躯体的不适感显著减轻。“他的身体在替他喊累。”贺主任说,“我要做的,是帮他把这句话翻译出来,让他自己听到。”

二、他不是“站在对面”的医生,是“坐在同一边”的人

面对青少年患者,贺主任有一个特别的习惯——他会把椅子从办公桌后面拉出来,坐到和患者差不多高的位置,而不是隔着桌子坐在高处。

这个细节让很多孩子愿意对他开口。一个被父母强行带来的14岁女孩,进门后一直抱着书包不说话。贺主任没有追问,只是轻声说:“你现在不想说话,没关系。我们今天就坐一会儿,你什么时候想说再说。”沉默了将近二十分钟后,女孩小声说了一句:“我妈从来不问我累不累,只问我考了多少分。”这句话,成了整个治疗的突破口。

“青少年不像成年人,能清晰表达情绪。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不上学、发脾气、打游戏来传递信号。”贺主任说,“医生要做的,不是批评这些行为,而是搞清楚这些行为在替他们说什么。”

三、不把“患者”当“病号”,把“患者”当“人”

在贺主任的诊室里,你很少听到他用专业术语给患者“上课”。他解释病情时,用的是患者能听懂的话:“你的大脑现在就像一个一直没关机的电脑,太热了,需要降温”“焦虑不是你不坚强,是你大脑的警报系统太敏感了”。

患者说他“特别会说话”,其实是他的诊疗理念的体现——平等与尊重,不以专家权威自居,不居高临下安排,而是与患者共同决策。他会清晰告诉患者诊断依据是什么、为什么选择这个治疗方案、可能有哪些副作用、预期多久能看到改善、遇到什么情况需要及时反馈。患者知情才能配合,配合才能坚持,坚持才能见效。

四、“最踏实的一刻,是收到那句‘我很好’”

贺主任的手机里,存着很多患者的联系方式。这不是负担,是他的习惯。

一位康复多年的患者,刚找到工作时曾发来消息:“贺医生,我上班了。以前我觉得自己废了,现在觉得还能做点事。”一位曾经重度厌学的少年,考上大学后发来校园照片。一位产后抑郁的妈妈,孩子满月时发来全家福。

“你问一个精神心理科的医生,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?我的答案不是治好了多难的病例,是收到一句‘我最近很好,谢谢您’。”贺主任说,“它告诉我,那个人真的走出去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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